“随便拍，反正你们中国人永远也学不会！”1990年，德国机械展览会上，工作人员不屑地嘲讽中国代表。 23年后，一位中国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，狠狠打脸德国，让德国损失10亿美元。
2013年7月，山东烟台万华工业园，一台自重超过3000吨的巨型履带起重机，将一座高30多米、重近1700吨的丙烯塔稳稳吊起，分毫不差落位。操控台前，孙丽摘下安全帽，额角的头发被汗水浸成一缕一缕。从1990年到这一天，她走了整整23年。
时间倒回1990年。德国慕尼黑，工程机械行业的顶级展会宝马展人头攒动。中国展团的摊位缩在角落里，几块展板上贴着图纸照片，没有样机，没有模型。
数十米外，德国利勃海尔的展区里，一台800吨级履带起重机高耸着，涂装锃亮，液压系统演示时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。中国几位工程师想走近拍几张细节照片，刚举起相机，展台里一名工作人员抬头扫了一眼，丢下一句话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——拍吧，这东西的技术你们学不会。
那一年，国内能自主生产的履带起重机最大吨位50吨，刚下线不久。而德国人在20年前就已经造出了200吨级的产品。差距不是一点半点。
1994年，孙丽从扬州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毕业，进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。她被分到起重机研发组，彼时组里的核心任务是把50吨级的产品稳定下来，再往上摸索。计算工具极度原始，一台386电脑全科室共用，大多时候还是靠铅笔、坐标纸和计算器。
臂架受力分析要手算上百个节点，一张草图画下来大半天就没了。孙丽那几年攒下的笔记本装满一抽屉，纸张边角全部起毛。
1996年，徐工启动150吨级履带起重机的研制。一个此前几乎没人在意的细节，成了突破口。臂架用的高强度钢板，国外文献标注的焊接预热温度，对国产同类钢材并不完全适用，按那个参数焊，试件在低温测试时出现过微裂纹。
孙丽带着材料组的人，把不同批次钢板逐块做焊接工艺评定，最终摸索出一套适合国产材料的工艺参数。这套数据后来直接写进了徐工的企业标准，此后多年一直沿用。
150吨级样机做负载试验时，机器停在厂区空地上，北风刮得人站不稳。吊臂缓缓抬起，一点点把配重块离地，履带板底下垫的钢板被压得微微下陷。十多分钟后，载荷稳稳悬在半空，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带头鼓起掌来。这台产品后来出口到东南亚，成为中国履带起重机出口第一单。
此后十几年，徐工的吨位一路攀升：260吨、350吨、650吨、1250吨、2000吨。到2010年前后，国内石化、核电、风电建设全面铺开，超大吨位需求井喷，而国际上能造3000吨级以上履带起重机的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徐工决定直接冲击4000吨级，孙丽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
这个级别的起重机，臂架长度动辄上百米，自重数千吨，要在强风、极寒、高热等极端工况下稳定工作。一个关节点的受力可能达到几百吨，材料、结构、液压、控制，任何一环出问题都是灾难。
团队用有限元软件反复迭代了三十多版设计方案，光臂架缩比模型就做了好几套，在试验台上压断、拉裂、打回重来是家常便饭。最焦灼的一段时间，测试场地24小时连轴转，一组人盯白班，一组人盯夜班，换人不换设备。
2013年，XGC88000正式下线交付。这台被称作“世界第一吊”的机器，最大起重力矩88000吨米，双臂工况下能吊起4000吨的重物，全伸臂长超过150米。首吊成功的消息传出后，国际工程机械行业震动不小。
此前全球4000吨级市场几乎被利勃海尔一家垄断，报价高昂，交货周期漫长。中国企业入场后，整体采购成本被明显拉低。中东、东南亚、非洲的大型炼化项目，陆续将徐工列入核心供应商名单。
据行业估算，仅超大吨位履带起重机这一个细分领域，德国企业此后数年累计丢掉的订单金额超过10亿美元。
而当年同样遭受技术封锁的领域，不止起重机这一个。2000年代初期，国内盾构机完全依赖进口，德国和日本厂商一台报价动辄数亿元，维修时不让中方人员靠近核心部件。如今国产盾构机已占据国内超过90%的市场份额，并反向出口到欧洲。
港口机械领域更是如此，上海振华重工从1992年起步时被诟病“只会仿制”，到如今全球集装箱起重机市场占有率超过80%，二十多年间整个行业天翻地覆。
孙丽的故事，是这条长河里的一段。她如今还在徐工，带团队、跑现场、审图纸。有人问起1990年那件事，她只简单回一句：当时没说话，只是后来一直在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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